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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继续扎实做好承接疏解工作。建立重点承接平台体系，以雄安新区集中承载地为核心，协作平台、特色专业平台和个性化平台多点支撑，不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雄安新区作为集中承载地，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集中承载地作用进一步显现。唐山曹妃甸有港口、土地和广阔发展空间，北京有丰富的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目前曹妃甸累计承接北京亿元以上产业项目247个，完成投资1770多亿元，正在与京津共同打造环渤海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总体看，河北已累计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3万家。我们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让疏解项目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其次是持续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10年来，“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京津冀环保联防联控联治力度持续加大，空气质量大幅度改善；河北与京津在协同创新、科技资源共享、科技成果转化上不断取得突破，2023年河北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810亿元，是2014年的12倍。我们将在这些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京津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让三地天更蓝、水更绿、交通更便捷、发展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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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同志在青年时代就树立起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1920年他16岁时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任弼时同志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WWW,QP666WW,COM，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任弼时同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任弼时同志连任两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为共青团建设和党的青年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强调团组织必须坚决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党最有力的助手。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毅然同党内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主张武装工农、开展土地革命。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任弼时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等一起，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1934年，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红六军团先遣西征，与贺龙同志等领导的红二军团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力策应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途中，他坚决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任弼时同志坚决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在华北前线，与朱德、彭德怀同志等共同指挥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他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领导恢复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1938年，任弼时同志受党中央委派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后，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1945年，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同志勇于推进理论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他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又“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要学会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他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是系统总结党的斗争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真实地密切地能够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些重要阐述，为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弼时同志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对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提出“保障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等重大论断。他深刻指出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才能成为“坚固的整体”，才能担负起伟大历史任务。他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号召全党“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自觉地运用到工作中。这些真知灼见，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新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同志富有政治远见，对领导和开展经济建设工作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他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他清醒分析经济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认为“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他提出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这些深邃思考，为党在历史转折之际科学研判形势，正确制定全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作了理论探索。
任弼时同志注重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对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不懈努力。他指出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彻底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他要求“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群众呼声和了解群众需要，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和规律，从而“建立正确的领导”。他强调“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些可贵努力，为全党深化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提高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树立了学习榜样。
同志们，朋友们！1921年，17岁的任弼时同志曾写下这样的誓言：“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WWW,QP666WW,COM，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任弼时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欣欣向荣，他们追求的“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的伟大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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